嶺南派革新國畫的口號和探索受到了傳統主義畫家的激烈抨擊。在廣州有14位畫家於1923年成立“癸亥合作社”，1925年又擴大為“國畫研究會”，連續出版《國畫特刊》，辦展覽會，以維護藝術的民族性、中西美術的觀念不同為理由，批評嶺南派的觀點和作品。如一位署名念珠的人在題為〈中國畫有中國之民族性》的文章中說，中國畫和西洋畫、東洋畫(這裡指日本畫)是各自不同的民族藝術、不同的美，“吾國自有吾土地之自然物性在，無國自有吾民族之心性在，吾國自有吾流俗之習慣性在，非率爾操者所可窺其堂奧也“。他指責“舉吾中國文化而置之西方文化之下，是猶舉吾民族性而羇勒於西方民族性之下，是蓋迷於西方之偶像者”，其結果將會是“學步邯鄲，忘其故步矣”。《國畫特刊》上有的文章直斥：“新派畫不過剽竊東洋，非一二人之所創.......核其名實，不過日本畫中之一派而已。”直到1947年國畫研究會的趙浩公寫文章回顧該會成長過程時還特別申明國畫是“中國傳統的藝術，有別於從日本抄過來的不中不西的混血的所謂“新國畫”。國畫研究會的目的就是要“正名分，紹學統，辨是非，別邪正......豎立國畫的宗風”。高氏兄弟及其弟子對上述批評與攻擊也做了相應的回敬。方人定寫了《文人畫與俗人化》、《藝術革命尚未成功》、《國畫革命問題答念珠》等文章，說“貴派諸先生天天鬧(罵)新派畫，已無異於保皇黨、北洋軍閥之罵國民黨一樣頑固......你們的主義，乃閻羅主義，把吾祖之藝術典章，無論好壞悉視為天經地義”。顯然，這種反批評也和那些批評一樣，情緒強烈而乏於說理，彼此不服氣，自自然的。高奇峰的文章專在正面表述自己的主張，不直接回答保守者的批評，反而有力。他說：
“我以為學畫不是一件死物，而是一件有生命能變化的東西。每一時代自有一時代之精神的特質和經驗.......我以前是單存學習中國古畫的，並且很專心去模仿那唐宋各家的作品，後來覺得其優美固多，然傾向哲理也意犯玄虛之病，而且學如逆水行舟，覺得不集眾長無以充實進展之力。......所以我再研究西洋畫之寫生法及幾何、光影、遠近各法。以一己之經驗，乃將中國古代畫的筆法、氣韻、水墨、赋色、比興、抒情、哲理、詩意那幾種藝術上最高的機件、通都保留著。至於世界畫學諸理法亦虛心去接受，擷中西畫學的所長，互作微妙的結合，並參以天然之美，萬物之幸靈，暨一己之精神而變為我現時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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